威廉·亨利·端納（澳大利亞記者）

人物生平

宋慶齡與端納

人物事件

1940年6月端納真的失蹤了。他所以出走，是因為在內地工作了近30年，深感身心疲憊，感到國民黨內部腐敗已經無力回天，加之羈押在貴州的張學良給他來了一封信，提及西安事變之事，他說，你與子文曾以人格擔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卻失去自由，比犧牲我的生命還要悲慘，希望你與子文盡量設法，冀盼恢復我的人身自由。端納深知，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絕無半點通融的余地，想來想去，只好一走了之，就此離開中國政治的漩渦。

端納出走后，來到已經淪陷的漢口去辦一點私事。遇到在香港作記者時認識的一位日本同行前來拜訪，對他大談了一通“大東亞共榮圈”后離去。這番談話被戴笠手下的特工錄了音，經戴笠做了一點“加工”之后，便被作為通敵的證據，拿到了蔣介石的面前。

端納離開中國后，到南太平洋一帶游歷。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美國對日宣戰(zhàn)。端納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就近進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緊接著菲律賓被日軍占領，在菲律賓的白種人大部分被關進日本的集中營。日本人當時也沒想到，蔣介石的顧問端納也會在集中營中。

在集中營里，端納對一同被關的美國著名律師達蘭說，我手提包里的文件，足以使我被絞死。達蘭真誠地說，我會保護你的，我尊敬你。此后達蘭一直照顧著端納。兩年之后，危險果然來了，因為日本人已經得到端納在此地集中營的消息。一天晚上，一輛軍用卡車載著一隊日本憲兵出現在集中營里。他們對達蘭等人喝問:集中營里是否有威廉·亨利·端納其人？我們得到可靠情報，這個惡魔就躲在這里！日本憲兵們拿著花名冊，指著“威廉·端納，愛丁堡人。”這一行字，咆哮著:“是否就是此人，快說！”達蘭沉靜地回答:“你們找錯了，這個威廉·端納是個70多歲的老人，他是英國人，不是澳大利亞人?！?

“不管是誰，把他帶到這里來。”日本憲兵打斷他的話，命令達蘭。

十分鐘后，端納跟著達蘭來到日本憲兵面前。兩年的集中營生活，已經大大地改變了端納的面孔，他滿頭白發(fā)，腰背佝僂，步履艱難，完全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者。日本憲兵緊緊盯著他的臉孔問:“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在中國的端納？”“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吁你們講究人道，改善伙食，增派醫(yī)生……”端納就像一個喋喋不休的老學究。憲兵們盤問再三，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看著他們走遠了，端納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非常感謝達蘭巧妙地掩護了他。

在日軍得知端納在集中營的消息前后，盟軍的情報人員也得知了這個消息。于是盟軍直接向蔣介石通報了這一情況。事實證明，端納絕不是什么“日本間諜”。于是蔣介石當即向盟軍請求采取特別行動，在反攻菲律賓戰(zhàn)役中，營救端納。

1945年2月23日，盟軍太平洋戰(zhàn)場最高統(tǒng)帥麥克阿瑟將軍下令奇襲集中營。一隊隊美軍傘兵從天而降，配合菲律賓游擊隊很快攻占了集中營，解放了所有被囚人員。端納躺在一副擔架上，被送上了盟軍的飛機，直飛美國珍珠港海軍醫(yī)療中心診治。

蔣介石聽到營救成功的消息，親筆簽署了一份歡迎端納重返中國的電報，發(fā)到珍珠港。宋美齡派出中國航空委員會的專機，配備好醫(yī)護人員和藥品，直飛珍珠港接回了端納。

1946年11月初，端納的癌病迅速惡化。在他彌留之際，宋美齡在其床側誦讀《圣經》，在他死后，宋慶齡撥出上海宋氏墓地的一角，安葬了端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