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頓（微觀經濟學家）

人物經歷

安格斯·迪頓

曾就讀于愛丁堡Fettes學院，是愛丁堡Fettes學院的基金會學者，并在劍橋大學獲得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在那里工作中的應用經濟學系教授、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菲茨威廉學院的研究員和研究主任。

1976年-1983年，在布里斯托大學任計量經濟學教授，并在此期間做了大量有影響力的工作。

1983年從英國來到美國發(fā)展，1983年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任教。

2005-2006，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

2006年10月，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

2007年，全美經濟學會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

安格斯·迪頓

2015年10月12日，因為他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發(fā)表聲明說，為了設計出能夠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需先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的研究強化了這一認識。通過鏈接詳細的個人選擇和聚合的結果，他的研究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fā)展經濟學。

2016年7月18日，被布里斯托大學授予榮譽院士頭銜。

研究方向

迪頓曾研究金錢和幸福之間有著微妙關系。研究人員在2008年至2009年，對45萬美國人進行了調查?？蓪⑿腋７譃閮深悾喝粘Ｉ顫M意度（情感上的幸福）和整體的“生活質量”，也就是一個人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總體滿意度。

主要著作

安格斯·迪頓

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他的書《勝利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英文原版為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學術成就

(一)關于家庭行為的研究

安格斯·迪頓

迪頓對于儲蓄行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關于跨期儲蓄和勞動供給時，介紹了用截面的時間序列構造真實面板數據的方法。這篇文章以及后來的研究被廣泛地引用和運用。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消費變動趨勢小于收入變動趨勢的現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對于當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時間序列分析者發(fā)現，美國以及其他地方個人平均收入是一個正的一階自回歸的單位根過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頓認為，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對勞動收入的一個單位沖擊就會轉化成對持久收入的很大沖擊。那么對持久收入假說的預測，不是消費比收入平滑（數據顯示的結果），而是收入比消費平滑。迪頓在《消費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論與證據一致嗎？》（1987）一文中，檢驗了影響消費者行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過對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簡單的非參數檢驗，以及對可支配收入的時間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設下的消費行為簡單化的研究，迪頓指出持久收入比當前收入更不平滑。對于為何消費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論無法提供一個直接并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因此消費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論來解釋。迪頓在《為什么消費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從總消費角度出發(fā)，通過分析美國季度消費數據的變化規(guī)律，構建一個儲蓄和勞動收入的兩變量VAR模型，對霍爾（R.Hall）的隨機游走（random walk）假說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實上并不比當期收入平滑。相對于持久收入假設中的消費函數形式，由實際的消費數據所計算出的消費支出波動性更小，居民消費沒有像理論假說所描述的那樣隨著收入變化而發(fā)生同步變化，居民消費對收入沖擊的反應表現得過于平滑。迪頓將這種實際消費小于理論估計值的消費現象稱為消費的“過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頓的這一思想，即消費支出的變動趨勢小于收入的變化，消費表現出了一個驚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為，在時間序列數據中，消費的變化和預期收入正相關（過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對不可預期收入不敏感（過度平滑性），這一理論后來被稱為“迪頓悖論”。

迪頓另外兩篇關于儲蓄的文章也對后來的相關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關于緩沖庫存儲蓄（on buffer stock 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種靜態(tài)均衡，即消費者不能借錢但可以儲蓄，他們擁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費的資產，但沒有積聚大量財富。當消費者相對缺乏耐心且勞動收入隨時間獨立同分布時，資產就起到了緩沖庫存的作用，保護消費不受收入減少的影響。如果收入過程是正的自相關且固定不變，那么資產仍可以用來緩沖消費。當勞動收入是一個隨機游走的過程，對缺乏耐心的且流動性受限的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相對其收入的最佳消費。另一篇文章（Deaton & Paxson，1994）探討了跨期選擇、保險金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跨期選擇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較強預防性動機和流動性約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夠限制甚至能夠阻止不平等的擴散，而且還能夠分擔個人風險。這篇文章催生了宏觀經濟學領域中關于消費保險的諸多研究，雖然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1991年迪頓應邀在牛津大學的克拉倫登講壇（the Clarendon Lectures）進行學術講座，他利用這次機會融會貫通了自己和其他學者有關消費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專著《理解消費》（1992）。該書介紹了1990年代初經濟學家對消費的理解，指出在消費研究領域，一直堅持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相結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確地以微觀個體的理性決策為前提，以生命周期內對特定時期的約束為條件，以模型和對數據收集處理的高度技術性為特點的。

(二)、關于經濟發(fā)展和價格波動的研究

迪頓于1980年代逐漸將其研究方向轉到經濟發(fā)展問題上，并利用家庭調查數據解釋各種發(fā)展政策問題。在普林斯頓大學執(zhí)教期間，他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發(fā)展問題研究項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個對發(fā)展問題感興趣的團隊，使得普林斯頓成為研究發(fā)展問題的主要基地之一。通過在世界銀行的工作，迪頓促成了生活標準測度調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設計，從而取得很多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迪頓利用這些數據以及其他數據開展了很多有影響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間進行資源分配時的家庭內部歧視，估計需求價格彈性時質量和數量效應的差異，以及規(guī)模經濟和食品消費等。他在《家庭調查分析：發(fā)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1997）一書中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家庭調查數據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調查的構建、適用的經濟計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發(fā)展政策問題。迪頓指出，家庭調查不僅能夠提供各種受政策影響的經濟變量信息如價格，而且是一個研究相關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數據源。他利用這種家庭調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等幾個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的政策性問題。迪頓（2010a）認為家庭調查數據的數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這些調查不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數據，還提供了關于健康度量特別是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s）、嬰幼兒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經驗的自我報告數據。同時，經濟發(fā)展的概念也從單一的真實收入增長擴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經濟發(fā)展因涉及到對低收入經濟體（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經濟體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數經濟學研究領域。經濟發(fā)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勞動經濟學或者健康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目前學者關于國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么類型的項目能夠帶來經濟發(fā)展等方面的研究問題尚存不少分歧，對計量分析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以及相關的發(fā)展部門能否從自身的經歷中汲經驗和教訓也存在諸多疑問?，F在發(fā)展經濟學越來越多地使用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和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技術來積累可靠的如何發(fā)展經濟的知識。迪頓（2010b）指出，由于對外生性（exogeneity）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當處理，導致了數據加工無效。他認為，相對于其他方法，實驗并沒有擁有特殊能力來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實的實驗經常受制于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統(tǒng)計或其他認知的作用。就像工具變量技術一樣，基于隨機對照試驗的估計，由于沒有掌握底層的運行機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經濟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應更多地轉向對經濟發(fā)展理論機制的評估上。迪頓（2010c）強調好的理論或者對現有理論的完善，需要理論工作者熟悉并關注歷史性和經驗型證據。要了解發(fā)展就需要調查影響發(fā)展的機制問題。機制的調查、測試和評價能夠將不同的實證結果整合起來，構成一個進步的實證研究策略。他同時討論了能夠解釋發(fā)展機制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儲蓄和發(fā)展的關系、商品價格的影響，迪頓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邏輯實證主義的假說演繹法、輔助變量法和隨機試驗等。

此外，迪頓對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以及它對主要生產國的影響也比較關注。他與拉羅克（G.Laroque）曾在《商品價格行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價的理論和經驗行為，指出商品的價格是極其不穩(wěn)定的。并利用標準的理性預期競爭性存

儲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釋了商品價格的偏度（skewness）、價格的劇烈波動以及多數情況下表現出的價格自相關。他們又在幾篇合作論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價格投機性存儲標準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認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國家（主要是但不僅限于非洲）的經濟具有很深遠的影響，因此對價格行為的更深入理解會有利于很多貧窮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雖然1992年的文章已經成為理論并對相關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后續(xù)的研究表明，該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讀實際數據。迪頓對購買力平價（PPP）一直保持較濃厚的興趣，迪頓（1995）曾質疑利用世界銀行提出的購買力平價換算的中國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換算的1985年中國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換算得到的結果卻變?yōu)?.26倍。

另外，基于劉易斯的價格模型，迪頓與拉羅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個關于商品價格的時間序列統(tǒng)計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給量從長期來說是無限彈性的，供給增長率隨當期價格與長期供應價格之差發(fā)生變化，而且商品價格固定在供給價格上。通過這個模型，他們說明了價格在短期內會隨著收入發(fā)生變動，但長期來看價格相對于收入是不變的。此外，迪頓等（Deaton & Heston，2010）還研究了價格指數問題。他們曾指出，由于國際比較項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計算出的各國價格指數沒有顯示出各國之間收入的差異性，對一些比較重要的國家如中國、巴西、印度等，ICP的農村價格或是沒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過價格比較大國和小國的收入差異不具有說服力。迪頓還曾嘗試著研究推動世界商品價格波動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三)、關于貧困、健康以及福祉問題的研究

迪頓之前主要是對收入、儲蓄、價格等微觀經濟現象進行計量分析的。后來他的研究集中在貧困、影響健康的決定因素、福祉等方面。

（1）貧困問題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迪頓除了關注經濟發(fā)展問題外，還一直致力于貧困度量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如何調整基于空間價格差異的標準收入以及購買力平價（PPP）匯率對全球貧困和不平等的影響。迪頓（2005）認為，世界銀行定義的貧困計算方法是對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數的簡單統(tǒng)計，雖然這種方法比較簡單透明但實際操作性差。迪頓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過購買力平價（PPP）匯率計算出國際價格差異來比較不同國家間人們的生活標準。由于PPP匯率指數的經常性調整，使得PPP匯率指數在衡量貧困時具有不確定性，修訂后的匯率指數對改變實際的貧困狀況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針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將近10億）的現象，迪頓（2010d）認為，這是由于全球貧困線不恰當設定導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會導致國家貧困線下降而全球貧困線上升?；谏w洛普世界民意調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數據，迪頓還指出，在使用國際數據特別是用其對比貧富國家情況時，應該對使用的數據抱有懷疑的態(tài)度，因為數據的差異會導致非常不同的結果。對于未來全球貧困線的設定，迪頓認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目前廣泛使用的、基于貧窮國家的貧困線，比如印度的1盧比貧困線或者全球貧窮國家的平均貧困線。雖然這些貧困線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然而ICP的不斷修訂改變了這些貧窮國家的相對購買力平價，全球貧困線就不可避免地隨之變化。另一種是基于富裕國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也是迪頓比較認同的一種方法，它僅根據美國的CPI進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標準被大多數發(fā)達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貧困線更容易被接受。

此外，迪頓還對印度的貧困問題做了專門的研究。基于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標準空前提高”時期還是“普遍貧窮”時期的爭議，迪頓等（Deaton & Dreze，2002）根據貧困發(fā)生率（headcount ratio）即貧困線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 Survey）調查數據，重新考慮了貧困發(fā)生率和其他貧困指數的標準。他們指出在三個參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內，大多數州的貧困呈現出持續(xù)下降趨勢。修訂后的貧困估計與人均支出、州內產出和實際農業(yè)工資是一致的。通過對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數據的分析，他們認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各州內部特別是城市地區(qū)以及城鄉(xiāng)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擴大了。具體表現在：各州之間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區(qū)；城鄉(xiāng)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數州城市內部的不平等也在擴大。通過考察健康、教育等發(fā)展指標對貧困的影響，他們還發(fā)現，社會進步在不同領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領域能夠加速進步，但在另一些領域可能會減緩甚至衰退。并沒有可靠的證據說明20世紀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進步”還是“普遍貧窮”。迪頓進一步在《印度貧困大辯論》（with V.Kozel，2005）一文中，解釋了政治和統(tǒng)計因素在這場關于印度貧困大辯論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提出雖然沒有人口普查數據來提供證據，但是還是有充分的事實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貧困人口數確實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對貧困發(fā)生率的下降幅度過于樂觀，特別是在農村地區(qū)。該論文還涉及到有效的問卷設計、報告期、無回應調查、調查數據的完善、貧困線的設定等相關問題。

衡量印度貧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來自NSS的家庭調查數據，但很多學者對調查結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貧困線以及計算印度貧困的消費價格指數提出了質疑。迪頓（2008a）利用NSS關于食品的數據，比較了印度官方價格指數、印度農業(yè)勞動者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產業(yè)工人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發(fā)現貧困線的設定確實會受到在衡量通貨膨脹時可能出現錯誤的影響，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印度的貧困度量問題也長期受到懸而未決的調查數據和國民核算之間不透明的影響。

（2）健康問題研究

健康問題是一個很新的研究領域，雖然這方面的研究發(fā)展迅速，但目前還不能完全估計出它對經濟學以及衛(wèi)生和流行病學等領域的影響。近年來，迪頓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對健康狀況、死亡率以及它們與經濟狀況關系的研究上，迪頓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動搖了一些傳統(tǒng)觀點，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了“不平等不會對健康構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經濟學中，收入是衡量個人福利的重要指標，而健康不僅可以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還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夠促進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認為，居民的健康狀態(tài)與收入是相關的，但實驗證明，這種相關性遠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頓（1999）通過有關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進行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并不會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隨著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個人收入的提高對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卻越來越明顯。不過這些結果并不意味著影響收入不平等政策的變化一定會對總體死亡率產生影響。通過對人類身高、健康和發(fā)展的研究，迪頓（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聯系—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不能肯定。因此人類身高是衡量生活標準的一個不可靠指標。疾病特別是兒童時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迪頓等（Deaton et al，2009）構建了一個關于發(fā)育不良和選擇的模型，為深入了解早期幼兒健康對成人死亡率的影響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為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過政策來糾正，迪頓（2011）認為這取決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通過考察與教育、收入和地位差異有關的健康不平等、貧富國家間巨大的健康差異以及收入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童年時期的不平等是理解這些問題的關鍵，公共干預可以在改善影響兒童未來的不良家庭環(huán)境方面發(fā)揮作用。針對成年人，應優(yōu)先采取措施防止因為疾病、喪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療成本太高而使他們成為赤貧。對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貧窮國家的不健康狀況，迪頓認為把它標記為國際不公平是錯誤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都有責任幫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狀況和物質極度匱乏的個人和群體。這一論斷應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國際正義。

迪頓還分析了美國和某些發(fā)展中國家如印度、南非等地人民的健康問題。迪頓等（Deaton & Lubotsky，2003）從美國種族構成的角度，分析了死亡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他們指出，在黑人分布比較大的地方，其群體間的收入不平等比較明顯，死亡率也比較高。這不僅是因為黑人群體較高的死亡率和低收入二者的相互作用，還因為在黑人分布較高的地區(qū)，白人的死亡率也較高。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如印度和南非，迪頓等（Deaton & Case，2006）基于兩國經濟水平，比較了兩國人民的健康狀況以及健康和收入之間的關系，探討了“越健康越幸?！钡募僬f。研究表明，健康狀況會自動地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變化，如果用人均GDP來衡量印度和南非人民的健康狀況，那么南非由于艾滋病的存在，人們的健康狀況相對于收入水平就比較低，其人口預期壽命也比印度要短。即使在沒有考慮艾滋病的情況下，南非人的預期壽命也比從收入角度所預期的要短，這主要是由于南非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所導致的。

（3）福祉問題研究

一般而言，對人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都會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與福祉信息相關的指標，比如經濟地位、健康、家庭環(huán)境等。迪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收入與福祉之間的關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錢來購買”這一經久不衰的話題展開的。迪頓在與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評價但沒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兩者的關系。他們指出，作為主觀幸福感的兩個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個人每天所經歷的情感特征，即能夠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現出來的高興、緊張、悲傷、憤怒等情感的頻率和強度。而生活評價（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構想。傳統(tǒng)的主觀幸福感調查一般強調的是生活評價，特別是對人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通過對45萬多份蓋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數（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調查問卷報告進行分析，他們還發(fā)現影響情感福祉與生活評價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與生活評價是密切相關的，而健康、照顧、孤獨相對更能反映出情感變化。前者對社會經濟形態(tài)比較敏感，而后者對能夠引起情感變化的環(huán)境比較敏感。一般而言，人們的生活質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雖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顯。但低收入會加劇因為離異、疾病和孤獨等不幸?guī)淼耐纯?，從而影響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頓得出結論，錢多不一定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但錢少一定是與情感痛苦有關；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滿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與較低的物質生活和情感福祉相關的。

基于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報告，迪頓（2008b）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間的關系。他指出，人均GDP較高的國家，人們的生活滿意度也比較高，而最貧窮國家的收入增加會使得生活滿意度大幅度提高。如果對人均收入取對數，則全球范圍內，平均生活滿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線性關系。除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國家，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生活滿意度會隨年齡的增加而遞減。健康滿意度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遞減，并且在中低收入國家比在高收入國家更顯著。此外，迪頓（2010e）還對美國等國家的福祉問題做了研究并進行了比較。

他提出比較各國福祉的高低，直接詢問人們的自身情況或許比用貨幣指標衡量更真實。美國與其他國家如塔吉克斯坦相比，他們在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上有很大差異，因此要對這些商品和服務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人們的生活情況進行簡單的詢問相對比較容易，而且其準確度也并不遜色。迪頓在分析蓋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調查報告時還發(fā)現，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與人均GDP之間幾乎呈現正相關關系，即國家越富裕，人民就會越幸福。

安格斯·迪頓是2015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最大的貢獻在于對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

人物動態(tài)

2016年9月26日，第七屆“諾獎得主中國行”在廣東羅浮宮舉行。論壇上，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與知名經濟學家向松祚以及企業(yè)代表探討消費升級帶來的挑戰(zhàn)和機遇，并從共享經濟和房地產市場入手討論了平等、財富與幸福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