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破壞原改革進程
香港大學(xué)博士區(qū)仲桃認為,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慈禧與光緒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xiàn)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涤袨樘岢龈母锏谋澈笥袀€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中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
更甚的是,康有為等策動暗殺慈禧,事情敗露,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來明志。慈禧對于光緒要殺害自己十分震驚,但在她有生之年對這件事情絕口不提。康有為在國外,竭力把慈禧、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
中國臺灣文化大學(xué)副教授雷家圣指出: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
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lǐng)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quán)。 于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
“風(fēng)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span>
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jié)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 “渠之來也,擬聯(lián)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wù)、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quán),交于外人之手。
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tài)嚴重,便當機立斷,發(fā)動政變,重新訓(xùn)政,從而結(jié)束了戊戌變法。
雷家圣亦指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lián)系,要與日本人聯(lián)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
戊戌變法開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涤袨楦蚬饩w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quán)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
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quán)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
戊戌政變之后,許多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 “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span> “大約康有為等,內(nèi)則巧奪政權(quán),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span>
“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 當時的官僚與士大夫,已經(jīng)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并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相似之處: 日本派軍包圍朝鮮皇宮,并由殺手進入皇宮殺害閔妃,與譚嗣同游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然后由“好漢、好將”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慈禧)”的過程如出一轍; 1896年,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尋求保護,以圖擺脫日本的壓迫,然而到了1904年,隨著日俄戰(zhàn)爭的爆發(fā),日軍再度大舉進入韓國,逼迫韓國簽訂韓日議定書;同年再逼迫韓國簽訂第一次韓日協(xié)約,韓國之財政、外交皆須聽從日本顧問的意見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俄國之后,以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為特派大使,逼迫韓國簽訂第二次韓日協(xié)約(乙巳條約),日本得在韓國設(shè)置統(tǒng)監(jiān),統(tǒng)理指揮今后韓國對外國的關(guān)系以及事務(wù)。而首任統(tǒng)監(jiān),即是伊藤博文。 日本利用顧問、統(tǒng)監(jiān)掌控韓國的政治外交,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1907年,朝鮮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之際,派遣屬下秘密潛赴海牙,向和平會議主席及各國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書,并要求參加會議,但會議議長以韓國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權(quán)為由,予以拒絕。 海牙密使的消息傳回韓國,統(tǒng)監(jiān)伊藤博文譴責(zé)韓國政府:
“漠視協(xié)約精神,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戰(zhàn)?!?/span>
最后,李熙宣布讓位,由太子純宗即位由此可見,可見“借才”一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的機會。
1909年,日本開始積極推動“合邦”的計劃,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韓國終于在1910年,被迫簽下了合并條約,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美國哈佛大學(xué)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也認為: “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并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span>
戊戌政變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后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
雷家圣指出,由于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維新派圖謀出賣國土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jīng)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于俄羅斯,盡賣西藏于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shù)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昂翢o利于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 據(jù)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zhì)問康有為的新政構(gòu)想“萬端并起”,經(jīng)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 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然而康、譚其實并不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是怎么回事。
在康有為進呈給光緒帝的著作之一《日本變政考》里,康有為舉了庫頁島(日本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 然而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 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賣錢來處理內(nèi)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為所說,賣了“金錢數(shù)萬萬(億)”(實際上僅賣了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筑鐵路、興學(xué)校、購鐵艦、增海軍”。
批評者指出,康有為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xué),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jù),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戊戌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