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yè)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yè)的誘惑,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tài)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xù)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關于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得到10點結論: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fā)生之后。
其警世意義在于,今后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fā)生之后,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zhàn)。
2、在危機爆發(fā)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fā)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精神的發(fā)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后來危機的發(fā)生存在某種邏輯關系。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fā)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fā)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zhí)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tài),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lián)。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
7、危機爆發(fā)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tài)化的三大挑戰(zhàn),市場力量不斷挑戰(zhàn)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8、危機的發(fā)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在經濟危機過程中,會發(fā)生很多意外事件。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tài)轉入危機狀態(tài),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huán)。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yè)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fā)生。
9、危機只有發(fā)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chuàng)新。
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fā)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chuàng)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fā)生后,全球發(fā)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qū)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fā)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fā)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chuàng)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