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本源（犯罪本源）

簡介

犯罪本源是整個犯罪學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稱之為犯罪學基本理論的淵源和起點。不同的犯罪本源觀可導致犯罪學研究的不同結論，也可以說，犯罪本源觀直接決定著犯罪觀的形成，是整個犯罪觀賴以確定的基礎。因此，深入探討犯罪本源理論對建立科學的犯罪學基礎理論意義十分重大。

特征

是說犯罪本源理論追蹤的是犯罪本質的源頭，即為什么會有犯罪的產生，根本或終極性的原因在哪里。這種對犯罪本源終極性的要求，是其他犯罪理論做不到的。該問題的解決是對犯罪學根本問題的解決，拓寬一些講，研究犯罪的本源問題，不僅僅在于對犯罪終極原因追溯和探索，而在于借此從宏觀上確立科學的犯罪觀，即對人類犯罪現(xiàn)象的根本看法。從這一點講，也存在著終極性。

犯罪本源理論解決的不是特定歷史階段或條件下的犯罪問題，而是一般意義上的犯罪問題，即從整個人類來講，為什么會有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為什么有人要去犯罪等問題。正因為這樣，它才夠得上犯罪學的基礎理論地位。也就是說，它是一切形式或條件下犯罪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解釋。

犯罪本源理論研究的犯罪問題不受特定時空、特定社會類型、特定社會制度、特定生產方式、特定社會環(huán)境、特定文化模式和特定犯罪形態(tài)的限定。這種不受限定性鞏固和加強了犯罪本源理論研究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

也叫基礎性，是指犯罪本源理論的研究成果對犯罪學的其他理論具有基礎性或指導性的作用。也即犯罪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要以此為出發(fā)點，沿著犯罪本源理論的基本線索進行。從犯罪本源理論的研究中，可折射出犯罪研究人員的基本思維方式、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特定的研究方式等。這些都是犯罪本源理論指導性特征的具體體現(xiàn)。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犯罪本源的認識目前在我國尚存在著爭議。焦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圍繞犯罪本源的研究是否附加條件或階段而產生的。主張不附加條件或階段的觀點認為，犯罪本源研究是犯罪的終極原因，不能受任何歷史階段或條件的約束，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犯罪本源理論。主張附加條件或階段的觀點認為，任何犯罪原因的研究必須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或階段中去研究、去認識。我們基本傾向第一種主張，因為對于犯罪原因的研究，尤其是主要原因或內因的研究，其結論的外延必須周全，既不能存在片面性，更不能出現(xiàn)此時此地有理，彼時彼地無效，經不起事實和邏輯反證的情況。另一個方面是圍繞犯罪的總根源是不是私有制產生的。主張肯定的觀點將犯罪本源限定在階級社會之中，因此對犯罪本源的解釋基本上等同于對階級社會、私有制產生原因的分析；主張否定的觀點認為，犯罪本源研究的是犯罪的最深層或終極的原因，“在它的背后沒有什么要認識的了?！盵1]因此，該種觀點反對將私有制看作是犯罪的總根源，因為私有制仍然有產生的原因。

犯罪本源的主要理論觀點

必須承認，與其他犯罪學理論相比，犯罪本源理論的研究目前還十分薄弱，更沒能形成大的流派。根據(jù)犯罪本源的界定，這里只介紹幾種符合該定義的幾種理論觀點。同時，也為了更好地區(qū)分犯罪本源理論和犯罪原因理論。

文化本性說的提出者是李錫海教授。這一觀點認為，人是動物性與文化性的統(tǒng)一。人的動物性指的是人的肉體部分的本能，人的肉體是一個動物機體，必然具有動物的各種機能，包括飲食、性行為、自私的本能等。人的文化性，是指人的整體活動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特征。這種特征集中體現(xiàn)在人之活動的超生物性、開放性和創(chuàng)造性上。人的動物性雖然使人具有性欲和自私的特性，但必須承認，同時人又具有控制性欲和反自私或利他人的傾向。也就是說，人不局限于自己的動物機體，不斷用文化事物去補充和擴展這個體系，不斷對外開放，使環(huán)境因素轉換到人的世界中。人類的健康發(fā)展就是要逐步強化人的文化性，弱化其動物性。如果某些人無視文化對動物性的限制、改造，只憑私欲去行事，使其固有的動物性得以強化和發(fā)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違法和犯罪。因此可以說，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文化性逐步克服動物性的歷史。所以也就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對社會環(huán)境、尤其是文化環(huán)境進行綜合治理，不斷或進一步優(yōu)化人類社會的文化環(huán)境，提高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整體文化素質與素養(yǎng)，從而為預防和控制人類的整體犯罪水平奠定基礎。[2]

犯罪張力場論的提出者是周良沱教授。這一理論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張力場概念，意指區(qū)域空間存在的一種相反的作用力。該觀點認為，在人性的深層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張力場。這一張力場具體由兩極構成，一極為人動物性的原欲，在倫理學上稱為“惡”；另一極為人的社會性行為特征，被稱之為“善”。人性中的“惡”的原動力在本質上追求快樂原則，如果一個人未能完成對其自身的社會化，也即原欲或惡性沒有得到善的約束，永遠停留或沉積于個人的意識或潛意識惡中，必將形成抵御社會化的力量而產生反社會傾向。然而，人之所以區(qū)別于獸類是因為人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從總的趨向上選擇了符合自己身心發(fā)展的社會性演進方式——只有維護集體利益，才能創(chuàng)造高一層次的社會文明，更利于種族和人類的繁衍。于是便形成了集體行為和道德規(guī)范準則的認同與內化，也可以說，這就是人性中“善”的內驅力。當然，這種維護群體利益，遵守集體行為與道德規(guī)范本身，就與原欲或快樂原則是矛盾的、背道而馳的，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甚至是犧牲。因此，人性也就始終處于這種善、惡兩極對立和紛爭的痛苦之中，也即在靈與肉的折磨中不斷擺動或能動，在二者的交融處經受煎熬。一旦善戰(zhàn)勝惡便推動人類進步，一旦惡暫時戰(zhàn)勝善便造成犯罪的泛濫。[3]

本能異化論的提出者是皮藝軍研究員。這種理論認為，犯罪本源作為終極原因，其結論應當是周全的、究盡的，經得起反證的。這是一種較為系統(tǒng)地從人與環(huán)境的互動關系上闡釋犯罪本源的理論觀點。本能異化論采用的是兩種推理方法：[4]

一種是回溯推理法。其認為，既然是探索犯罪的本源，就必然從犯罪的源頭追起。于是遵循屬系發(fā)生史和個體發(fā)生史兩條線索同時展開，前者是人類及人類社會的起源，后者是人之個體的社會化歷程。且兩條線索的共同點都是以“人之初”為發(fā)端。屬于發(fā)生史的線索指出，就在原始人類無意識地組成一個群體社會，以便更好地滿足自身欲望的時候，他們卻正在為自己“為所欲為”的自由意志創(chuàng)造出一個強大的對立物。從而，人類開始被塑造成一種只有在規(guī)范中生活才能獲得自由的社會生物，如今已演化得高度發(fā)達的社會文明就是本能異化所產生的異化物。個體發(fā)生史的線索指出，現(xiàn)代文明的出現(xiàn)是以運用文明手段對人的本能活動施行控制為標志的，其結果是人從幼兒到成年，本能活動的傾向在個人生活中的比率越來越少，整個社會隨著原始社會向現(xiàn)代化社會的推進，本能傾向在社會生活中所占的比率也越來越小。

一種是還原推理法。其把典型的、法定的犯罪簡化為在基本屬性上和犯罪相似的原初形態(tài)的非規(guī)范行為，以此作為探索本源的鑰匙。尤其是個體發(fā)生史的線索充分說明，人并非“性本惡”，但從其自發(fā)來講人必然具有“惡”的傾向或趨向，這正是由生而具有的個人中心主義決定的。也正因如此，社會才有教化的必要，也就是說，孩子不會自覺學好，卻會自發(fā)學壞。這主要是因為，未受社會教化的人，其行為可能更接近于本能沖動。這種本能行為盡管對具有生物屬性的個體來講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符合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要求，因此很容易觸犯人類本身為自己制定的規(guī)范，造成越軌或犯罪。

由此可見，本能異化論所追溯的這個源頭，即是犯罪本源的終結點，又是研究犯罪本源理論的邏輯起點。其認定的犯罪的終極原因應從人類誕生之初的“似人非人”時期去尋找，因此時間跨度不能再向前延伸了。這實際上就同時否定了犯罪源于階級社會之說。

三大差異論的提出者也是皮藝軍研究員。這種理論將人類犯罪本源的發(fā)生機制歸結為三大差異，即犯罪本源取決于這三大差異的對立統(tǒng)一運動。具體表現(xiàn)在：

第一是人類的生物屬性與社會屬性的差異。

第二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身心差異。

第三是個人欲望的期望值與自然界、社會所能實際提供的滿足度間的差異。

總之，三大差異的焦點是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的對立統(tǒng)一。作為人，或向生物屬性回歸，或向社會屬性升華，最終形成兩大力量的對抗。前者趨向于犯罪，后者趨向于不犯罪。這一理論試圖解釋犯罪原因中一個最古老的難題：為什么在同一環(huán)境下有人犯罪，而有人不犯罪。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5.

[2]李錫海。文化、文化環(huán)境與青少年犯罪[J]。青少年犯罪研究，1991，（4—5）。

[3]周良沱。張力場——罪因論新說[J]。青少年犯罪研究，1989，（10）。

[4]皮藝軍。本能異化論——犯罪本源理論的新思考[J]。青少年犯罪研究，1989，（2）。

[5]肖劍鳴，皮藝軍。犯罪學引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